在郑风田看来,我国食品安全监管行政问责的法律法规还存在一些空白点。科学、高效、系统的食品安全监管行政问责法律制度亟待建立和完善,“目前行政问责在问责主体、问责事由、问责程序以及责任追究等方面都需要统一规范,需要统一法制”。

“有的地方只追究具体职能部门监管人员的责任,有的却选择追究地方政府领导责任。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如何追究政府部门的监管失职责任?如何认定责任?这些困惑都加剧了现实中食品安全事件问责的混乱。”孙宪忠说。

也就是说,钱花了,效果如何、向谁问责、板子打在谁身上,却不知道了。

这个“陡增”来源于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化食品安全责任制,把保障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作为衡量党政领导班子政绩的重要考核指标。”

在食品安全与“官帽”紧密相连的情况下,如何将“最严肃问责”落到实处?

“就像李克强总理讲的一样,这是一种变相腐败,会严重弱化党的治理能力,损坏党和政府的形象。所以,要通过对不作为的问责,倒逼各级干部积极主动地把责任担当起来,履行好它。”张鹏涛说。

“对于中央的表态,地方相关官员感觉压力大是必然的。此举也正是为了督促地方政府把更多精力放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宋华琳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食品安全责任制,因为食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发展有着密切联系。食品安全责任制包括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责任。下一步,从中央到地方应全面抓好安全生产责任制和管理、防范、监督、检查、奖惩措施的落实。

明文规定下尚不健全

食品安全专家则将落实“最严肃问责”的着眼点放在完善法律上。

这样的回答似乎代表了目前中国很多城市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管情况——机构调整了,机构负责人也多次变化,但食品安全问题依然存在。

“应该注意到,配合相关立法的具体制度也不健全,该领域的行政问责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制度依据,缺乏基本的绩效评估规则。相关的制度往往伴随着具体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而诞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种出现问题才进行补救的措施并不可取。”宋华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