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需要改进和完善之处还有不少。例如，在执法行动上，有必要从重专项打击，转向重常态化、精准化的治理，走出运动式治理的惯性和依赖，并建立重预防的治理导向。再如，食品安全“九龙治水”的局面虽有改善，但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仍有待建立和完善。而监管加码之余，还有必要加强对消费者的“赋权”，畅通维权渠道，提升与调动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信心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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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要看到，取消食品造假的入刑门槛，只是提升食品安全的一个着力点。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效力的提升同样重要。根据某电商著名品牌的最新数据，2016年，该公司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超过5万元起刑点的制售假线索，但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比例不足1%。这其中，很可能就有涉及食品造假的。由此不难看出，若缺乏足够的执法力度，那么立法的进步效应，会被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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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言以蔽之，从食品安全保障的整个体系来看，造假行为直接入刑，或不只是增强刑法震慑力，更体现出了监管部门严惩食品造假的决心，无疑是值得期待的。希望在食品安全领域，从立法到执法再到预防，不仅是法律条款的变迁，而是伴随着治理体系的增量改进，让消费者有真切的安全感和获得感。

　　另外，当前食品安全所面临的新挑战，同样值得注意。一是传统的食品安全问题，有进一步向网上转移之虞。例如一段时间来蓬勃发展的“外卖经济”，就突破了既有的管理体系，造成了新的难题。如何打通线上线下两个场域，需要执法制度和执法方式的共同创新，并做好新技术的应用。二是随着农村消费能力的提高，不少问题食品开始增强对农村市场的侵蚀力度。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着力实现城乡食品安全执法的协同统一，避免农村地区成为食品安全执法的“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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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认为，当前食品安全保障制度的薄弱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管部门的查处效率有待提高，二是即便被查处，对应的惩戒力度也仍有不足。我们知道，刑法中关于食品造假入刑的相关规定，有着“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这一前置条件。这在客观上，使得对不少食品造假行为的定性有点模糊，也给行政执法留下了“弹性空间”，导致刑法对于食品造假的震慑力被削弱。而推动食品造假行为直接入刑，可视为对食品安全严峻形势和治理困境的积极回应，有望减少造假者的侥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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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是最大的民生。2016年公安机关的“战绩”，充分显示了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但案件数量多，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食药安全现状和形势仍不容乐观，离社会的期待还有不小距离。

　　光明网评论员：新华社记者17日从公安部获悉，2016年，公安机关共破获食品犯罪案件1.2万起、药品犯罪案件8500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350余起案件全部告破。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大刑事打击力度，积极会同有关部门推动食品造假行为直接入刑，完善打击食品药品犯罪司法解释，有力发挥刑法的打击震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