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穷人们已经享受到仿制药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南亚和非洲地区，所以要切断违反《专利法》的仿制药也是困难重重。2005年1月生效的印度专利法只对1995年以后发明的新药或经改进后能大幅度提高疗效的药物提供专利保护，而不支持原有药物混合或衍生药物专利。同时，印度政府可根据需要实施“强制许可”。

　　欧美药企频败诉

　　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印度的仿制药在一边出售，一边与原来的研发厂家进行专利法律战。然而，多数欧美药企在印度的专利官司都以失败收场。

　　2009年9月4日，印度撤销泰诺福韦专利保护；2012年9月7日，印度法院驳回罗氏抗癌药Tarceva专利侵权诉讼；十天之后，拜耳请愿书遭印度知识产权上诉委员会拒绝；2013年，印度最高法院近日驳回瑞士制药巨头诺华公司对改进后的抗癌新药格列卫(Glivec)专利保护的要求。认为印度本土仿制的癌症特效药可以继续售卖。该诉讼被誉为印度“人权与知识产权”的博弈。

　　③合法性的困惑

　　专利药研制面临威胁

　　多数的药品，生产成本都是极为低廉的。国外制药企业最主要的成本就是研发成本，从药品的研制、合成，到漫长的四期临床试验，再到通过各国药监局的审批，都需要投入大量金钱，几乎每个能最终走向市场的新药背后都是数以十亿计的投入，只有资金雄厚的少数跨国巨头才能承担得起。

　　自从1928年发现青霉素之后，制药业进入工业化时代，不可避免地也成为商业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药品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而且往往一种药品比如抗生素的研发过程常常耗时多年，投资巨大，并且存在不可知性，很多药品的研发都以失败告终。过去一般认为研发一个新药，平均花费大概10亿美元左右。不过最近的一项数据表明，开发一个新药的费用远不止这些。

　　如此高的投入风险，必然追求高回报，所以新药的利润多高得难以想象。同时，药企只有用这些利润继续投入到后续的研究中去，才能源源不断地推进医疗技术的进步。

　　物美价廉的印度仿制药一方面给贫穷患者带来福音的同时，一方面又让欧美制药巨头蒙受损失，成为它们的死敌。对于很多患者来说，他们对于专利药与仿制药都充满了感激——专利药给了他们生的希望，却难以承受天价药费、望而却步；而仿制药却给了他们生的可能，使人类先进医疗技术真正造福普罗大众。这里正道出了此间困局的矛盾之处：没有专利药的创新研发，哪来仿制药的拯救生死？因此，站在发明专利药的制药巨头的角度来看，卖得贵恐怕是不得不做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