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三年，改变了什么(2)
“‘双安双创’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让地方政府把食品安全单纯从一个花钱出力监管的活儿，变成了整个社会的综合事务，真正落实‘食品药品’属地管理总则。”胡颖廉这样理解，地方党政主要领导重视后，很多基础工作甚至跨部门合作就容易得多。
这是这场被质疑为“运动式”活动的巧妙之处：通过“创城”，提升食品安全监管的地位和公共管理层级。
“我们的分管领导负责食药和公安两个部门，调动起来就特别容易。”青岛食药监局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了公安协助，2016年，青岛的食品安全问题发现率直线上升，达到了7.24%，远远超过了全省平均水平2.66%。
广州的食药监部门和公安部门也成立了食品药品侦查犯罪支队，有将近130人，每天专办食品药品刑事案件，日均破案1.7宗。
更重要的是，食品安全在政府绩效考核中的比例“飙升”，青岛在两年间将食品安全的考核比重从1.4%提高到3.5%，“这是各单项占比最大的”。
青岛还是胡颖廉口中的“有钱派”。作为首次专章写入市级“十三五”综合规划的城市，青岛一开始就定下了一个投入10亿元的宏大规划。仅仅近两年，全市投入就约8亿元。食品安全治理也由部门治理转为市政府“六项治理”重点内容。
“目前中国的城市发展依然是以经济为中心的，这就决定了社会管理部门依然是弱势的。无论是从资金分配还是人员分配上看都是这样。”曾在广东乡村做过食品安全调研工作的华南理工大学新闻系教授陈娟说，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运动为主要形式开展的“食品安全城市”建设有其合理之处。
不过，“穷城市”也有“穷办法”。在陕西杨凌，两级党政干部实现点对点、一对一、全面包抓，消除包抓监管盲区和顽疾。有北京下去暗访的干部都吃了一惊：“他们连房管局都参与监管，以街道为单位，包干到户，一个死角不留”。
在制度设计上，亦包含了社会共治的想法。按照国务院食安办《关于开展食品安全城市创建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创城”的群众满意度必须达到70%。“社会认可、群众满意”是判定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根本标准。
在重庆，采用的是实地调查的方式，直接入区、入户调查。在青岛，用上了全媒体、全方位、立体化的民意调查，不仅在报纸、微信、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体上征集，还同步推出免费检测蔬菜等各种活动，吸引市民参与。不到1个月，线上线下就收集到了二十多万份问卷调查。
地方越小满意度越高
在地方看来，这次“创城”工作的审核检查比以往的创建“严格多了”，采用的是第三方评价机构，对首批试点城市开展评议工作。在公示期和复核阶段，第三方机构的检查方法分“明查”和“暗访”，他们希望不给地方太多准备，从制度上杜绝“跑步创城”的可能。为力求结果准确，暗访部分的人员从各地食药监系统抽调，组成小分队下去。
各地监管部门亦在自我加压。陕西韩城食药监局取消了全部白天的会议，一律改到晚上开，把白天时间都用在执法检查上，每周还有三个晚上突击检查。“我们一年都没有休息日了。”该局一名工作人员说。而广州创建办工作人员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大年三十，也可以在餐馆后厨看到我们执法人员的身影。”
一位从北京下去的暗访成员发现，城市越大，满意度越低，越到乡镇基层，大家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越高。她在杨凌随机问了不少居民，满意度高达100%。一路上，从乡镇一直到单列市看上去，“越到上面，满意度越低”。
他们琢磨可能有这几个原因：一是基层多元化需求较少，吃饱吃好就可以；二是小地方消息比较闭塞，相关谣言也很少；三是很少网购，采购源头固定；四是地方小更容易重视，不仅力度很大而且工作到位。
这就更加凸显了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意义。“当前食品安全在全国范围内一路向好，尤其在大城市。但消费者的感知却恰恰相反，运动式的集中纠偏，有助于社会良性和可持续发展。”陈娟说。
其次，目前的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建设大多依托新媒体平台，这正契合了当前食品安全谣言主要见于社交网络的现状，针对性较强。2017年初开始，一系列以“塑料”为名的网络谣言接连出现，包括塑料紫菜、塑料大米、塑料粉丝等。而且组织化的辟谣方式，更容易让各个阶层的人都接受这一信息。
在陈娟看来，大规模的“创城”对市民的影响还是很大。她举例道，城市小区旁，经常有一些老人坐在路边卖小篮蔬菜，说是“自家种的，不施农药化肥”，不少人会光顾。但这些蔬菜，其实很多都是在废弃工业用地或者臭水沟旁边种出来的，难有安全保障。“现在连我妈妈都不买了，知道不能买。”
陈娟将之归功于“创城”的一项重要目的：“提高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辨识度。”
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的教授，陈娟认为，这样的创建活动，并不是希望人人都能达到100分，更重要的是，让原本对食品安全相关信息辨识度只有30分的人提高到60分或更高，“譬如我妈。”她打趣道。
建立退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