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科学研究的“转基因”，成功与失败都是正常的；作为药品的转基因生物药剂，存在毒副作用和风险也可以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但是，作为人类食物的转基因食品，尤其是转基因主食，将涉及大规模的人口、人群，任何有理智的人都难以容忍它可能在取代人们的传统主食后出现差错乃至失败。

　　第二，目前的转基因食品技术所依据的理论错误且技术粗糙，难以创造出真正安全的转基因食品。

　　由于新兴的分子生物学还是一个比较不成熟的理论体系，分子生物学家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难以真正深刻地认识有着几十亿年进化史且复杂异常的微观生命体的主要运动形式、运动过程及其运动机理，这里的许多至关重要的环节、过程、机制和原理，至今仍然一无所知，所以，以该理论体系为依据的现代生物技术（包括转基因食品技术）本质上还只是一个非常稚嫩、粗糙的“试验手段”，而非精巧、准确、安全、成熟的技术手段。因为同样原因，转基因食品的检测技术在总体上也仍然是一些粗糙、简陋的技术手段，而非精准、细密、成熟的科技手段。

　　在目前的科技水平上，现在的转基因食品检测技术是“高科技”，但在超现代科技的生命有机体面前，它就显得过于粗糙、简陋，过于“小儿科”。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能够安心地将自己和子孙后代的食品安全交给转基因专家吗？

　　第三，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转基因食品商业化制度存在严重缺陷，而这一制度缺陷明显被转基因食品研发机构及其专家所利用，并有可能将国人的食品安全置于危险境地。

　　其它不说，仅仅下面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那些转基因机构及其专家明知道（或理应知道）分子生物学理论尚不成熟、转基因食品技术所依据的理论存在错误、转基因食品技术还很粗糙、转基因食品检测手段还很简陋，但是，他们却仍然迫不及待地要将转基因食品，尤其是转基因主食商业化。这自然让公众难以接受。

转基因水稻种子的非法销售商，而全国各地转基因大米非法销售的源头，往往指向湖北。

　　转基因食品的一系列现实和潜在风险，是在分子生物学理论逐渐进步的过程中，逐渐被发现被揭示并逐渐暴露出来的。目前，分子生物学研究新进展揭示出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环境和生态存在现实和潜在风险。然而，以商业化为目的的转基因研发和提供转基因食品的转基因产业，却一时停不下来了，再加上大范围转基因作物的非法种植和销售，以及转基因作物研发、种植和食用环节所发生的“转基因漂移”，人类、环境和生态事实上已经被置于转基因生物（转基因食品）的现实和潜在威胁之中。

　　相反，转基因的科普宣传说，“基因的转移在自然界是非常普遍的自然现象”，“转基因技术有基因的转移，非转基因，比如杂交技术或传统技术也都有基因转移”；“基因的扩散，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转基因的品种与非转基因品种的影响都是一样的，并不是因为转基因作物有另外的基因就额外会增加对生态环境的风险”。[56]

　　然而，上述观点又是一个需要理论论证并接受实践检验的“假说”。

　　现有生物学理论显示，高等生物（包括高等动植物和人）的遗传物质（基因）横向传递采取了有性生殖的方式（如传粉、受精），而有性生殖对遗传物质的横向交流进行了严格限制，“不同物种的高等生物之间出现了生殖隔离，这是高等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保证物种稳定的机制”。[57]

　　转基因食品技术采用“暴力”（如爆炸）方式将外源基因片段强制“打”入受体基因组，与杂交等传统育种技术通过植物“性器官”（如受粉）导入外源基因有本质区别。有性生殖有“生殖隔离”这一生物遗传安全机制的保障，而转基因食品技术则是以破坏这种安全保障机制为前提，其危险性显而易见。

　　由此，“转基因安全性有科学共识”的说法被众多科学家的严正声明所否定。

　　毫无疑问，转基因食品技术应该先回到实验室，再谋求走出去。

　　六、转基因食品技术的一点启示

　　历史资料显示，人们最初选择转基因作物，尤其是选择转基因食品，是出于对人口迅速膨胀的忧虑。而公众最初对转基因食品的支持也是忧虑粮食增长跟不上人口增长。

　　例如，在美国，公众最初支持转基因农作物研发主要是转基因食品研发公司提出了一些响亮口号，包括“转基因能最大限度地增产”和“转基因能解决全世界穷人的饥饿问题”等等，并承诺“转基因食品与天然食品实质相同”。

　　我国急于搞转基因食品也是出于对食品尤其是粮食短缺的忧虑，长期“人口高位运行”带给管理层的压力可想而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内外转基因食品研发机构（公司）及其“科技工匠式”技术专家利用我国转基因制度的缺陷，游说政府有关部门打开了转基因食品这道充满了无数未知风险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