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不合理的行政审批催生小官贪腐

参加中纪委、全国工商联座谈会的民企老板蔡晓鹏。受访者供图

当外人知道蔡晓鹏在中纪委座谈会上说了什么之后，他的电话开始响个不停，说情的、解释的、称赞的都有。

这篇题为《王岐山前同事的肺腑之言》的近9000字发言稿，已在全国工商联农业产业商会的官网首页挂了18天。原标题更为辛辣，叫“国缺廉律，鼠辈猖獗”。

北京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的董事长蔡晓鹏，参加了10月15日举行的中纪委、全国工商联座谈会。与会的12位民营企业家，痛陈民企在行政审批中的遭遇。

鬼子进村、盗贼、土匪……这些民间语言，被蔡晓鹏用来讽刺吃拿卡要的基层干部，也让发言在网上迅速走红。

蔡晓鹏亲历民营经济改革，又有着由仕转商的人生。上世纪80年代，他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任职，从履历上看，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重合3年。上世纪90年代，蔡晓鹏开始经商。

在这位64岁的商人看来，如今“政风有明显好转”。他举例说，以前，有些基层干部逢年过节就打电话索要好处，这类公关应酬“原来每年五、六十万的支出”，而这两年，“约减少到二、三十万”。

简政放权、整治贪腐，中共十八大以来，这些热词正不断升温。

“我讲了别人想讲而不会表达的话”

中国青年报：你在座谈会上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蔡晓鹏：十八大以来，不正之风被一定程度地抑制了。但只要不恰当的制度还存在，日后整治力度一松，不洁政风还会反弹。

中国青年报：起初哪个部门通知你开这个会？

蔡晓鹏：全国工商联通知的。以前，我向农业产业商会的领导沟通过对简政放权、小官贪腐的一些想法，他们知道我有话要说，就选了我。

中国青年报：座谈会的主题是什么？

蔡晓鹏：主要是听取民营企业对涉企行政审批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治理的意见和建议。

会前有一个发言提纲，主要包括5方面。比如，涉及企业的行政审批有多少项，对企业经营发展有哪些影响；行政审批存在哪些问题，可以从项目数量、流程、工作人员态度和能力、信息公开、监督机制等方面来谈；哪个领域、环节最容易发生权力寻租等。

中国青年报：参会前你准备了多久，做了哪些调研？

蔡晓鹏：也就两三天。我讲的都是亲历的事情，把它条理化就完了。讲之前，我要做证据的收集，让财务把有关单据调出来，如果有人查证，都可以对上。比如，某项前置审批中，电子秤检测一次要360元，都能买3台秤了；有的发票居然开娱乐业发票。

中国青年报：会议现场都有哪些人，气氛怎么样？

蔡晓鹏：会议由是全国工商联经济部主持的，部长、副部长都在。中纪委对会议做了评价性发言，来了两个人，一个厅级干部，一个处长。

参会的共12家企业，有医药、房地产、高科技行业的，许多是行业协会的头头。大家发言的时间都不够。我第6个发言，只能挑着草稿一些内容简单地说，讲了15分钟。

我的有些话比较尖锐，比如把某些基层干部比作“鬼子进村”、“半夜鸡叫”，工作人员会打岔。内容几乎指名道姓，有时间、有地点，这比较狠了，一些企业家不说时间、地点只说事情。

中国青年报：发言稿为什么会出现在网络上？

蔡晓鹏：每人发言平均只给10分钟，我有1万字的内容怎么办？肯定讲不完的。会后发言稿要交给中纪委，我的草稿是手写的，我说我的字很草，整理以后给你。

整理后，先是发在微信朋友圈，设了分组可见，发在政界、商界、学界、红二代等几个组。后来被删了，我就在新浪博客发。

中国青年报：我们看到，全国工商联农产商会在官网上也转载了发言稿。

蔡晓鹏：我是代表工商联提出的问题。草根资本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基石，现在的民营经济越来越有钱，而实体经济领域受的制约多，从业者压力大。

公权、私权要平衡，当两者有冲突的时候，如果连工商联这样的社会团体都不能发声，它就是公权的延伸，而不是私权的代表了。中立性没有了，社会就不能稳定、协调。

所以，我提出的问题和工商联的意图是吻合的，他们觉得，我讲了别人想讲而不会表达的话，很高兴。商会领导也看了这个发言，说讲得非常好。

民营经济有受抑制的传统

中国青年报：你从商的经历是怎样的？

蔡晓鹏：不是我想去从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成立了一家公司，有改革探索民营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性质，我去做了。90年代又去参加扶贫NGO。这样转下来，2002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中国青年报：2002年自己办公司的时候，想到会遇到“鬼子进村”的情况吗？

蔡晓鹏：想到过，因为80年代就有。当时北京发生一起海南汽车走私案件，我们公司买了两辆，但统计的时候，被统计成2000辆。企业账户被冻结，工商也不给办年检。我说，买车卖车，账面上有来有往，都很好查。但工商就不给你查，说没时间调查。

最后，工商局说要派4个人调查，从上海开始，然后到杭州、厦门、广州、深圳、珠海，最后再到海南。这就是旅游。我们专门派了两个人伺候他们，住高级宾馆，吃喝玩乐，还给钱，两个星期花了10万元。

其实他们都清楚，这是工作失误，只要看一眼统计就知道了。那时候，企业少，它就是要吃你、喝你。

中国青年报：上世纪80年代你被干部吃拿卡要过吗？如果有，他们都要些什么？

蔡晓鹏：要什么的都有，那时候还不是要钱，以要东西、请客送礼为主。我们企业送过的，有电视机、电冰箱、工艺品、字画、音响，还有吃的喝的。

一次，我们有一家涉外公寓开业，省市区的领导一定要请到，结果有个环保部门忘记通知了。环保部门后来有人爬到我们供热锅炉的烟囱顶上，说你们烟囱帽里面有烟尘，黑的，不行，要罚款几十万元。最后指明我们赔礼道歉，在北京最好的饭店单请好几桌。

中国青年报：在你看来，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现象？

蔡晓鹏：民营经济的发展过去长期受政府的抑制。那时候，最大的压力来自工商、公安、税务，工商办一个证照就特别困难，上世纪80年代大部分时期不允许有私营企业，企业想挂靠主管单位很难，要有关系，当时还有“株连”，你出了事情，要有债务，爹妈上级要替你连带，没有好处谁给你连带？

后来我发现，凡是政府不怎么管的领域，或者是新的、政府还想不出怎么管的领域，就发展得很快。一个是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第二个就是私募和众筹，刚开始的时候没人管，蓬勃发展起来了。反过来，越是传统产业的实体经济，被监管得越多、社会成本越高。

不合理的行政审批催生形式主义

中国青年报：2002年到现在，你对行政审批的直观感受是什么？

蔡晓鹏：要走程序，但我的感受是，多数还是要先去花钱。

中国青年报：你觉得，你所在的农产品行业，有哪些行政审批是值得商榷的？

蔡晓鹏：比如，现在进入北京的农产品要有无公害认证。从政府管理来说，这是好的，但对生产者而言，这是要花钱的，做个认证要两三万元。

本来你种的东西可以销售，一旦你要进入“正规”的渠道，比如超市、便利店，就会要求提供资质、流通许可证，没这个证，他们不收，收了也要开增值税发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