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有食品生产企业3500家，食品加工小作坊7000余家，经营者20万余户，餐饮单位9.7万余户，由于食品产业发展水平总体不高，食品生产经营门槛低，从业者安全意识参差不齐、诚信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长期存在，食品药品监管工作起步晚、欠账多，监管力量不足的矛盾突出，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的概率和潜在风险较高。

8. FAO/WHO. 食品安全风险分析-国家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应用指南.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 97

2014年，贵州省构建了基于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的“食品安全云”，贵州省委、省政府明确将“食品安全云”工程作为大数据重点领域应用示范工程统筹推进。以大数据技术构建食品安全信息服务平台，实现政府、食品企业、媒体、检测机构和消费者之间的风险交流，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二、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实践心得和经验

参考文献：

9.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技术指南的通知. 国卫办食品发 [2014] 12号. 首都公共卫生. 2014.8 (2)：49-52

第二，风险交流是要有信息的[3]，需要加大食品安全数据开放力度。我国食品安全的数据，在机构改革之前，分散于质检、工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农业等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和食品生产、流通、消费不同领域的企事业单位，多数是纸质的档案、报告等非结构化数据。基于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应将数据分为保密、敏感、公开等类型，授权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使用，促进信息的交流。

食品安全是一个社会性问题，周立恒等[1]认为，食品安全包括了食品学、生物学、卫生检疫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以及政治学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其中，食品安全风险有“风险的主观建构性特征”和“食品安全的专业化特征”两方面的特征，在食品安全风险认知上有“隔行如隔山”的现象[2]。风险分析包括评估、管理和交流三个方面[3]。刘荣[4]认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是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之一。信息不对称使消费者在知情权和选择权等方面处于劣势，缺乏食品安全信息的认知，对所选食品的安全性难以正确判断。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可以解决生产者和消费者消息交流的问题，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信息传播、稳定社会心理、减少风险冲突的重要手段。

5. 王殿华、苏毅清、钟凯等. 风险交流：食品安全风险防范新途径——国外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借鉴. 中国应急管理. 2012.7：42-47

10. 中国药房. 2014. 25（41）：3871

2. 陈思、许静、肖明等. 北京市公众食品安全风险认知调查——从风险交流的角度. 中国食品学报. 2014.14（6）：176-181

不同的目标群体需要不同的交流方式，这就需要对信息作不同的表述[13]。国家卫生计生委要求，在科教宣教中，针对不同利益相关方的风险交流策略不同。针对政府相关机构，科普宣教的重点是食品安全法律法规、食品安全风险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食品安全标准、风险监测、评估相关知识、食源性疾病报告防治知识等，适宜的形式包括科普载体、培训、座谈等；针对食品企业和行业协会，科普宣教的重点是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食品安全风险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食品安全标准、风险监测、评估相关知识、食品安全基本常识、食品安全典型案例、事件解读分析等，适宜的形式包括科普载体、培训、专家咨询等；针对媒体，科普宣教的重点是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食品安全风险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食品安全标准、风险监测、评估相关知识、食品安全基本常识、合理膳食等，适宜的形式包括讲座、座谈、小组讨论、科普载体等；针对一般公众，科普宣教的重点是食品安全基本常识、食品安全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合理膳食等，适宜的形式包括公众活动、科普载体尤其是实物载体、网络及新媒体载体等[9]。而陈思等研究认为，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渠道重心应为电视和网络媒体[2]，其他途径效果不好。利用网络及新媒体载体，成为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新的形式，能够满足不同利益相关方对风险交流的个性化需求。

3. 陈君石. 风险评估是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重要信息来源. 中国食品. 2013.4：10-11.

关键字：

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专家组第1次全体会议上，食品安全总监郭文奇指出，与国外相比，我国引入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概念时间不长，相关工作正在探索，尽管前期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面临很多挑战，工作难度大，体系不健全，专业人员匮乏，制度机制亟待建立[10]。针对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提出如下建议：

三、当前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加强相应工作的意见建议

6.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Risk Assessment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Managing the Process.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3: 67

1. 周立恒、霍丽玥. 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经济学思考.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2003.3：91-95

14. 李莹. 中国食品安全及其监管制度研究. 吉林大学博士论文. 2014

一、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理论和观点

13. Ivy Lin, M.S., Dan D. Petersen. Risk communication in action-the tools of message mapping [EB/OL]. （2007）[2013-12-10]. pdf

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

2015-07-23 10:06　 　 来源：中国食品安全报 中国食品安全网　 　 作者：陶光灿 谭红 陆洋

11. 何翔.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建设研究. 中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3

责任编辑：E06

“风险交流”来自英文的“Risk communication”，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相关研究[5]。1983年，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发布了《联邦政府的风险评估：管理流程》[6]，首次提出风险交流是风险评估过程中的重要元素。1989年，该委员会出版《改善风险交流》[7]一书，对风险交流进行了定义：个体、群体以及机构之间交换信息和看法的互动过程，这一过程涉及风险特征以及相关信息的多个侧面。它不仅直接传递风险信息，也包括表达对风险事件的关切、意见及相应反应，或者发布国家或机构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法规和措施等。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WHO/FAO）出版的《食品安全风险分析-国家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应用指南》认为，风险交流是在风险分析全过程中，风险评估人员、风险管理人员、消费者、企业、学术界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就某项风险、风险所涉及的因素和风险认知相互交换信息和意见的过程，内容包括风险评估结果的解释和风险管理决策的依据[8]。我国卫生计生委对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定义是指各利益相关方就食品安全风险、风险所涉及的因素和风险认知相互交换信息和意见的过程[9]。

4. 刘荣.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食品安全问题. 新西部：理论版. 2011.6（18）：79-80

12. 李克强. 深入持久推进食品安全重点整治. 北京：新华文摘. 20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