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三方的责任与挑战

这起事件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同时圣元集团坚称“我们的奶粉没有问题”，决定起诉最初深入报度的媒体。为给公众一个真实的答案，国家有关部门把检测奶粉的重任交给中心实验室。通过在北京奥运期间积攒的技术储备，邵兵率领团队对圣元奶粉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测，并结合对母乳的、哺育的研究，与圣元奶粉进行对比，发现圣元奶粉并无异常，最终他们在国家部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通报调查结果：湖北3例婴幼儿单纯性乳房早发育与食用圣元优博婴幼儿乳粉没有关联，市场上抽检的圣元乳粉和其他婴幼儿乳粉激素含量没有异常。并在会上回答了公众的所有疑问与担忧。

然而，一纸调令让中心办公室的发展出现了新机。当时任职于疾控中心食品安全所实验室的邵兵因扎实的业务能力，被上级领导任命管理中心实验室，凭着几年来对食品安全兢兢业业的钻研，他重新确立了中心实验室的发展方向。

然而，事件的调查者往往容易被推上议论的风口浪尖。在圣元奶粉事件中，风波虽然平息，但部分群众会产生错误的认识，认为中心办公室与圣元奶粉存在利益关系，为其开解。对此，邵兵并不在意：“民众不理解，挨骂是难免的，但我们该做的事情还会做，一个有良知的科学家应该从科学角度去说话，我们向群众公布的结果都会经过深思熟虑与讨论。”

科研，为事故提供技术支撑

“所以说，我们的工作不是单纯的检测，而是找到事物规律性的依据，发现整个物质从环境到食品迁移转化的规律，以及对健康的影响，由此提供科学的证据，要这需要深层次的挖掘工作。”邵兵坦言科研工作的艰辛。

“2003年，我进入食品安全所工作不久，因偶然的机遇得到了与该领域前辈们共事的机会，他们不把我当新手看，而是耐心地引领我进入食品安全领域，使我能够参与到国家‘十五’计划里的食品安全研究项目，在工作中我逐渐喜欢上了这个行业，能力也得到前辈们的肯定。”谈及发展历程，邵兵语气里充满了对行业前辈的感激，也正是这份感激与对工作的热爱，使他当时全身心都投入到了食品安全的研究中，几乎每个周末都是在实验室度过，并将这种热忱延续到中心实验室，给其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心实验室本来只是做环境或食品的检测，我把环境与食品安全连起来研究，实验室整个发展方向就变宽了。”

“现在整个团队的建设已经构建好了，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团队的人几乎都申请到国家专项资金与市里的项目。工作中我们基本不做日常的样本，去环境里采样也是为了科研，因为中心实验室就是有科研才能存在，所以我们的研究除了技术，还需要含有更科学的东西。我不喜欢别人称这为中心仪器室，因为这是做研究的地方，不是仅能做检测。”邵兵的话里透着一个科研者的认真与严谨。

“我告诉他们不要恐慌，奶粉里有激素属正常情况，我们检测到的与国外设置的奶粉激素合格水平相符，性早熟原因极为复杂，涉及到遗传、环境等因素，不能归咎为圣元奶粉所致，而且这奶粉在全国发售，吃的孩子很多，如果它有问题，事件会是群发性的。”邵兵向记者介绍，当时群众对激素认识不足，媒体本身的专业性也不够强，他们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科学结果后，风波平息了。一个月后，当初在节目中率先向圣元奶粉开炮的某主持人也正式向圣元公司及广大婴儿家长们道歉，坦言犯了一个技术性的错误。

随着国家对食品安全监管力度的加强，邵兵及其团队用于日常监督的时间相应减少，但这并非意味着他们工作变得轻松，环境与食品安全的研究道路任重道远，他们需要将有限的时间用于更深层次的科学研究上。同时，邵兵认为，仅依靠相关部门来减少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力量是有限的，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多对公众进行健康教育。

近年来，通过对食品安全事故的调查，邵兵及其团队从中发现了很多食品风险的隐患，对其作出评估后，提醒相关企业尽量采取有效措施来降低食品污染对消费者的影响，这些风险未必会导致事故，但相关企业认知后调整生产，产生了很好的效果，风险隐患也逐渐减少。

中心实验室的建立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疾控中心财政收入少，缺乏大型设备，为了有效利用资源，将所有的大型进口设备集中于中心实验室，供所有专业科所共同使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05年。SARS使国家意识到完善公共卫生建设的重点性，遂加大对防控体系的资金投入，疾控中心的各个科所因此从中心实验室抽离，成立了各自的实验室，以检测其他科所样品作为工作内容的中心实验室似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